宗教裁判所

13世纪初，教廷面对着一些它判定为异端的民间宗教运动，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国南部的清洁派。阿尔比十字军之后，教宗格列高利九世于13世纪30年代开始委派裁判官（大多是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托钵修士）巡行于受影响的地区。这个名称源自拉丁语inquisitio，意为“调查”。这些中世纪裁判官召集当地居民，听取认罪和告发，并仔细登记在册。他们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央机构，而是一个个获得教宗授权的法官。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则不同。1478年，教宗西斯笃四世允许阿拉贡的斐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任命自己的裁判官，随后建立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王室。它的第一个目标是改宗者（conversos），即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往往是在1391年的骚乱之后迫于压力而改宗）及其后代。许多“老基督徒”怀疑他们在秘密奉行犹太教。1492年西班牙驱逐拒绝受洗的犹太人之后，改宗者的人数增加了。后来，法庭又转向摩里斯科人（moriscos），即伊斯兰教改宗者，以及新教徒，还有亵渎、重婚等罪行。

许多被告是家境普通的人：店主、工匠、医生及其妻子，邻居告发他们在星期六换洗床单、不吃猪肉或在星期五晚上点蜡烛。其中一些人确实在秘密奉行犹太教，而且往往冒着极大的风险；另一些人则是虔诚的基督徒，只是保留了不带宗教意义的家族习俗，或者遭到对手的告发。法庭的记录保存了他们的证词，历史学家借此得以听到那些在压力下竭力守护传承身份的男男女女的声音。

葡萄牙于1536年紧随其后，其宗教裁判所对犹太教改宗者的追查尤为严厉，1560年起还在果阿设有法庭。1542年，教宗保罗三世设立罗马宗教裁判所，以抵御新教思想在意大利的传播。它由一个枢机主教团管理，后来被称为圣职部。

宗教裁判程序是秘密的。法庭来到一座城镇后，常常先宣布一道宽限令，邀请人们前来认罪或告发他人。被告通常不会被告知是谁作证指控他们，案件审理期间可能要在狱中度过数月乃至数年。酷刑是被允许的，但规则限制了使用的时机和时长，其目的是获取供词，而这份供词事后还必须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重述一遍。现存记录表明，酷刑只在少数案件中使用过。

判决的轻重相差悬殊。许多人通过补赎与教会和好，例如穿一种名为悔罪服（sanbenito）的忏悔服，这件衣服后来会被挂在堂区教堂里，成为家族长久的耻辱标记。另一些人被处以罚款、没收财产、流放、在桨帆船上服役或监禁。被判定为不知悔改或重犯的异端者会被“移交”给世俗权力，即交给民事当局处决，通常是火刑。

“信仰之行”（auto-da-fé，葡萄牙语意为“信仰的行动”）是宣读判决的公开仪式。仪式可能包括游行、讲道，还会有王室成员出席，例如1680年在马德里马约尔广场举行的盛大仪式。其目的在于彰显教会的权威和悔罪者的和好。处决在仪式之后、在仪式之外另行执行，尽管在大众的想象中，两者已合而为一。

几个世纪以来，宗教裁判所的名声是由它的敌人塑造的。荷兰和英格兰的新教作家把西班牙描绘成一个狂热而残酷的国度；1817–1818年，前宗教裁判所官员胡安·安东尼奥·略伦特出版了一部历史，声称有3万多人被亲身处以火刑。这类数字被一代代人反复引用。

从20世纪70年代起，历史学家开始系统地统计现存的审判摘要。古斯塔夫·亨宁森和海梅·孔特雷拉斯分析了1540–1700年间约4.4万起案件，发现以当事人亲身被处决告终的不到2%。如今大多数学者估计，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其整个历史中处决了约3000–5000人，死亡最惨重的是最初几十年中的改宗者。葡萄牙宗教裁判所处决了一千余人，罗马宗教裁判所处决的人要少得多，但它通过审查制度和《禁书目录》塑造了意大利的思想生活。

推动这一修正广为人知的亨利·卡门等历史学家强调，较低的数字并不意味着这些法庭无害。数以千计的人失去了生命，数以万计的人失去了财产和名誉，整个社群生活在怀疑之中。宗教裁判所还推行“血统纯正”的观念，使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后代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被排斥于许多职位之外。

18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的批判日益高涨，国家也接管了它们越来越多的职能，各宗教裁判所逐渐衰落。葡萄牙于1821年废除了其法庭。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于1808年被拿破仑下令废除，1813年又被自由派的加的斯议会废除，1814年得到恢复，最终于1834年被废除。罗马的圣职部作为一个教义机构继续存在；1965年改为信理圣部，2022年又改为信理部。

1998年，梵蒂冈向学者开放了圣职部档案，一场历史学家研讨会审视了相关记录。2000年3月12日，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主持了一场礼仪，为基督徒所犯的罪请求宽恕，其中包括以不宽容和暴力为真理服务。此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已采取措施，承认15世纪被驱逐的犹太人的后代。

当时也存在反对的声音。15世纪，一些神职人员（其中包括改宗者）抗议说，新设的法庭因为人们的祖先而把虔诚的基督徒当作嫌疑人。几位教宗收到过改宗者的申诉，有时也试图约束西班牙的裁判官，但收效有限。在西班牙国内，城镇和地区议会抱怨没收财产和秘密审判；1485年，裁判官佩德罗·阿尔武埃斯在萨拉戈萨遇刺，此事招致了严酷的报复。这些冲突提醒历史学家，宗教裁判所从来不是被简单接受的；它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

宗教裁判所至今仍是宗教强制的一个有力象征。如今，历史学家既不想透过新教论战的“黑色传说”来看待它，也不想为它辩护开脱，而是把它看作一套有着真实程序、真实限度和真实受害者的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