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8年舞蹈瘟疫

1518年7月，一名在后来的史料中被称为特罗费娅夫人的妇女走进斯特拉斯堡的一条窄巷，开始跳舞。没有音乐，也不是什么节日。据编年史记载，她一连跳了好几天，只有在精疲力竭倒下时才停下，随后又接着跳。一周之内，又有数十人加入了她，到8月，舞者的人数已大大增加。同时代的目击者描述说，他们并不快乐，而是狂乱而痛苦，双脚流血，四肢肿胀。

斯特拉斯堡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座帝国自由城市，是莱茵河畔繁荣的印刷和贸易中心。但1518年之前的几年十分艰难。庄稼歉收，面包价格高昂，天花、梅毒和麻风病在该地区流行。许多贫困家庭挣扎在饥饿的边缘。几乎所有关于此后所发生之事的现代解释，都离不开这些背景。

市政当局咨询了医生，医生们排除了超自然的原因，宣称这种病源于血液过热。他们开出的药方出人意料：跳更多的舞。市议会腾出了行会大厅和一处谷物市场，搭建了一座木制舞台，又雇来乐师和壮汉让舞者不停地跳下去，希望他们能把病从身体里跳出去。结果，市议会很快就发现，加入的人反而越来越多。

到8月下旬，市议会改变了方针。它禁止公开奏乐和跳舞，只有婚礼和其他体面场合可以例外，且只能使用弦乐器；同时下令进行补赎和祈祷。当局此时把这场流行病视为上天震怒的征兆，并求助于一位与这种特定病症相关的圣人。

在中世纪晚期的德意志，人们相信4世纪初的基督教殉道者圣维图斯具有掌控强迫性舞蹈的力量。民间认为，他能以这种病诅咒罪人，也能治愈他们。舞者们被用马车送往斯特拉斯堡西北约40公里处萨韦尔讷附近山中一座献给他的小堂。据编年史记载，他们在那里参加弥撒，领受了小十字架和涂过圣油的红鞋，并被引领着绕祭台行走。到9月初，暴发逐渐平息。

斯特拉斯堡的流行病并不是第一次。更早一次规模最大的暴发于1374年蔓延到莱茵河和默兹河沿岸的城镇，包括亚琛、科隆、梅斯和乌得勒支，以及低地国家的部分地区。编年史家描述了成群的舞者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有时还呼喊着魔鬼或圣人的名字。更早的时候也有规模较小的事件，例如1237年有儿童从埃尔福特一路跳舞到阿恩施塔特的故事，不过其中一些早期记载十分简短，难以评估。

1518年的暴发是记载最完备的一次，因为市议会记录、布道文和编年史都保存了下来。它们证实了故事的主线：7月开始发作、市议会采取的措施，以及前往萨韦尔讷的朝圣。但在人数上它们就不那么清楚了。估计从数十人到约400名舞者不等，较高的数字见于较晚的记载。著名的“每天死亡15人”的说法出自后来写成的一部编年史，而非市议会的记录，历史学家甚至不能确定是否有人死亡。一些舞者很可能因精疲力竭、受伤或疾病而受苦，尤其考虑到城中许多居民本就健康状况不佳；但现代文章中反复引用的惊人死亡人数，并没有可靠的依据。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提出了许多种原因。20世纪，一些作者认为罪魁祸首是麦角——一种生长在潮湿黑麦上、能引起幻觉和抽搐的真菌。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对此表示怀疑。麦角中毒会阻碍血液流动，导致癫痫发作、坏疽和死亡，而不是持续数周的舞蹈；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暴发只出现在特定地方、特定的有着共同信仰的人群中。另一些人提出了秘密宗教教派之说，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这样一个教派。

历史学家约翰·沃勒认为，这次暴发是一种集体心因性疾病：一种真实的身体反应，在承受巨大压力的群体中传播，并呈现出由共同信念所暗示的形态。在斯特拉斯堡，人们都知道圣维图斯及其诅咒的故事，而对诅咒的恐惧可能恰恰促成了他们所恐惧的事情。另一些学者，如格雷戈尔·罗曼，则更深入地考察了中世纪的人如何理解舞蹈、疾病和宇宙，提醒人们不要过于直接地套用现代诊断。无论哪种解释，信仰和文化都起着核心作用。

宗教背景很重要。舞蹈在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中处境尴尬：它是乡村节庆、婚礼和圣人节日的一部分，布道者却常常谴责它是通往罪恶之路。施洗约翰节前后的仲夏庆典有时伴有狂野的舞蹈，在一些地区，这种舞蹈之疾除了叫“圣维图斯舞”，也叫“圣约翰舞”。在意大利南部，一种相关的现象——塔兰图拉舞蹈症——被解释为被蜘蛛咬伤所致，只有随着特定的音乐跳舞才能治愈。这些相似之处表明，在整个欧洲，各地社群都有现成的框架，把无法控制的舞蹈既理解为一种惩罚，也理解为一条疗愈之路。17世纪以后，这类舞蹈流行病基本从欧洲的记录中消失了，或许是因为人们关于圣人、诅咒和身体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医生帕拉塞尔苏斯于1526年造访斯特拉斯堡，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把原因归结为想象力等因素，在某些情况下还归结为想要逃离家庭生活的愿望。后来，“圣维图斯舞”这一名称被用来指西德纳姆舞蹈病，这是一种伴有不自主运动的神经系统疾病，与那些流行病并无直接关联。此后，舞蹈瘟疫激发了小说、音乐和艺术创作，至今仍是宗教信仰与人类心灵史上最离奇的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