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

1054年一个夏日的午后，君士坦丁堡的神职人员正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准备礼仪，三位来自罗马的访客走到祭台前。他们的首领、席尔瓦坎迪达的枢机主教洪贝尔把一份文书放在祭台上，随即离开教堂，据说还跺掉了脚上的尘土。这份文书对君士坦丁堡牧首米海尔·色路拉里乌斯及其支持者处以绝罚。据说一位执事追上使节，恳求他们收回文书。他们拒绝了，不久便离开了这座城市。

使团本是来解决争端的，而不是挑起争端。前一年，希腊一方的书信，包括奥赫里德大主教利奥写的一封，抨击了拉丁习俗；据史料记载，色路拉里乌斯还关闭了首都的拉丁教堂。教宗利奥九世派出洪贝尔，以及洛林的弗雷德里克和阿马尔菲的彼得，部分目的是与拜占庭皇帝结盟，共同对付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洪贝尔是一位博学而好斗的改革者，色路拉里乌斯则是一位雄心勃勃、心高气傲的高级教士。两人都不愿让步。

时代背景与人物性格同样重要。在意大利南部，诺曼人正在夺取原属拜占庭的土地，当地的希腊礼教堂落入拉丁主教的管辖，被迫采用拉丁习俗。作为回应，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群体（其中许多是来自阿马尔菲和其他意大利城市的商人）也受到压力，被要求遵循希腊惯例。礼仪问题由此变成了管辖权问题：谁的主教管辖何处，谁的习俗才是正确的。双方都认为自己在捍卫古老的传统，也都怀疑对方在标新立异。

数日之内，君士坦丁堡的一次会议作出了回应。会议谴责了使节及协助他们的人，诏书被当众焚毁。牧首并没有对教宗处以绝罚，而教宗实际上已在4月去世，即使节行动的三个月之前。严格地说，使节的使命可能已随着教宗的去世而失效，教会法学者和历史学家此后一直指出这一点。

1053–1054年的争论听起来很技术化，却触及了双方最神圣的东西。希腊人反对拉丁人在圣餐中使用无酵饼，认为这是一种不适合新约的犹太做法。他们还批评拉丁人在星期六守斋，以及神父剃须的做法。洪贝尔的诏书则以自己的指控回敬，其中包括声称希腊人从信经中删去了和子句，而事实上是西方增补了它。

和子句，即“和子”，是最深层的神学问题。尼西亚会议和君士坦丁堡会议议定的信经说，圣灵由父所发。在西班牙和法兰克人的土地上，人们加上了“和子”二字；到11世纪初，增补后的信经已在罗马本地咏唱。在希腊神学家看来，这一增补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平衡，而且未经整个教会同意。

这两者背后都是权威问题。罗马认为，教宗作为圣彼得的继承人，对整个教会拥有管辖权。君士坦丁堡尊罗马为首席宗座，但认为众牧首应通过会议共同治理教会。11世纪的改革派教宗，包括利奥九世在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硬地伸张罗马的主张，与色路拉里乌斯的冲突正是结果之一。

如今的历史学家强调，1054年并不是一次干净利落的决裂。此前也曾有过破裂，例如9世纪60年代教宗尼古拉一世与牧首佛提乌之间的争执，后来都得到了弥合。基督教世界的两半已经疏远了几个世纪：西方说拉丁语，东方说希腊语，很少有学者两种语言都能阅读；8世纪以后，教宗依靠的是法兰克统治者，而不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习俗、神学和教会法各自发展，双方对彼此越来越陌生。

1054年之后，往来仍在继续。安条克牧首彼得三世力劝双方克制；11世纪90年代，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一世向西方请求军事援助，这一求援促成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然而，十字军东征使拉丁人和希腊人有了密切而往往充满怨恨的接触。1204年，偏离了原定目标的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劫掠其教堂，并扶植了一位拉丁皇帝和一位拉丁牧首。对许多东正教徒来说，正是这一刻，而不是1054年的任何文书，使分裂变得切肤而持久。

后来的重新合一尝试都失败了。在1274年的里昂会议和1439年的佛罗伦萨会议上，拜占庭代表团接受了合一，主要是希望获得西方援助以对抗敌人，但国内的神职人员和民众拒绝了这些协议。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人之手，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从此各行其道。

1054年成了一个方便的象征，双方后来的作者都把整个分裂追溯到那个夏天。1964年1月，教宗保禄六世与普世牧首阿特纳哥拉一世在耶路撒冷会面，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1965年12月7日，他们发表联合声明，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闭幕之际于罗马宣读，同时在伊斯坦布尔宣读。声明对1054年冒犯性的言行表示遗憾，并把绝罚判决“从记忆中、从教会中”移除。

这份声明并未恢复共融。教宗权威和和子句的问题仍在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官方对话中讨论。此后，历任教宗和牧首定期会面；2004年，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为1204年的洗劫致歉。如今，人们记得1054年的争执，与其说是分裂的原因，不如说是两个教会当时已经相距多远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