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图基”

19世纪初，在印度中部和北部旅行既缓慢又危险。商人、休假回乡的士兵、朝圣者和信使沿着道路往来，这些道路穿过森林，穿过莫卧儿帝国衰落以及马拉塔人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的战争所留下的、犬牙交错的各方领地。被遣散的士兵和穷困潦倒的人有时沦为盗匪。在种种危险之中，英国军官开始听说有一些团伙在路上与旅人结伴同行，花几天时间赢得他们的信任，然后将他们勒死，夺走财物。

他们用来称呼这些人的词是“图基”（Thug），源自印地语thag，意为骗子或诈骗者。这个词并不新鲜：14世纪历史学家齐亚丁·巴拉尼就记载，约1290年，一大伙图基在德里附近被捕，并被遣送到孟加拉。但直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人对这一问题都没有给予多少系统的关注。旅人的尸体往往被藏匿起来，他们的失踪可能被归因于疾病、野兽或开小差。

与清剿图基的行动联系最紧密的人物是威廉·亨利·斯利曼，他是东印度公司派驻印度中部索格尔和讷尔默达领地的官员。约从1829年起，他搜集情报，逮捕嫌疑人，并说服其中一些人充当“告发者”，即以描述同伙并带领官员找到埋尸地点为条件换得免死的线人。1835年，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专门的图基事务部。部里的官员跟随告发者走遍好几个邦，挖开坟墓以核实他们的供述，并把数百名囚犯带到贾巴尔普尔等地接受特别审判。

斯利曼和他的同僚根据告发者的证词，勾勒出一幅引人注目的画像。他们写道，图基并非普通的盗匪，而是一个遍布印度、古老而世袭的兄弟会的成员。儿子由父亲训练。成员以秘密暗号相互辨认，说一种内部黑话，斯利曼在1836年的《拉马西亚纳》一书中记录了这种黑话。据说他们每次出行前都要占卜征兆，并用布或围巾杀人，不见血。

最重要的是，官员们把图基行为描述为一种宗教义务。据一些告发者说，这些团伙敬奉迦梨的一种化身巴瓦尼女神，相信受害者是女神赐给他们的。他们为用来挖坟的镐头举行祝圣仪式，并在杀人后的仪式上供奉糖。这些细节为英国人提供了一个崇拜可怕神祇的秘密杀手教团的故事，契合了欧洲作家中早已流行的关于印度教和“东方”宗教的观念。这个故事也有其用处。一个遍及全印度的秘密阴谋，为公司官员拥有非常权力提供了理由，包括在印度王公的领地内采取行动，也把英国统治塑造成普通旅人的保护者。

这个故事传播得很快。菲利普·梅多斯·泰勒根据告发者证词写成的小说《一个图基的自白》（1839年）在英国成为畅销书。后来，这一形象进入冒险小说和电影，最著名的是《古庙战笳声》（1939年）和《夺宝奇兵2：魔宫传奇》（1984年），图基在其中以崇拜迦梨的死亡教团的面目出现。在这些版本中，图基成了一个异质而危险的印度的象征。

自20世纪后期以来，历史学家重新审视了相关史料。关于图基的几乎所有信息都来自英国记录，而其中大部分又来自告发者，这些人的性命取决于能否向官员提供他们想要的信息。审问往往带有诱导性，证词被收集和编排起来，以符合官员们的理论。马丁娜·范·沃尔肯斯和帕拉玛·罗伊等学者指出，图基这一观念是如何被殖民者的焦虑以及公司为扩大对印度各邦的控制寻找理由的意图所塑造的。

最详尽的研究出自金·瓦格纳，他采取了折中的立场。瓦格纳认为，抢劫并杀害旅人的团伙确实存在，暴力也很严重。但他发现，这些是松散的地方盗匪团伙，往往与特定地区相关，并受到当地地主的庇护，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古老教团。他们当中的宗教习俗，包括对女神的敬奉，与当时许多其他社群的习俗相似，并非杀人的原因。受害者同样值得被铭记：他们大多是普通人，例如商人、休假的印度兵及其仆从，他们的名字只零星地留存在记录中。被定罪者中有许多穆斯林，这一点本身就与印度教教团的说法难以相容。

这场行动的法律手段也令人担忧。1836年的第三十号法令把仅仅属于图基团伙定为犯罪，因此人们可以仅凭告发者的证词被定罪，而无须证明任何具体的谋杀。据官方数字，在1826至1835年的十年间，约有1560人被交付审判；约380人被处绞刑，近1000人被流放或终身监禁。

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官员宣布图基已基本被镇压，图基事务部转而对付其他形式的有组织抢劫。该部的手段，包括线人网络和嫌疑人中央登记簿，影响了英属印度后来的治安工作。它最持久的遗产是一种观念：印度的犯罪可以是世袭的，并与特定的种姓或社群联系在一起。1871年的《犯罪部落法》把这一观念应用于整个群体，他们被登记在册，行动受到限制，并受到警察监视。独立后的印度于1949年废除了该法，并于1952年为受影响的社群“除名”，但许多人说他们至今仍背负污名。

“thug”一词进入了英语，如今用来指任何暴力罪犯，其来源已基本被遗忘。今天的历史学家强调，真实的故事并不是关于一个恶魔般的教团，而是关于印度道路上真实发生的暴力，关于被杀害的人和失去他们的家庭，也关于一个殖民国家如何把这种暴力变成了一个关于印度宗教的、强有力而部分出于虚构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