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圣物交易

在罗马世界晚期，基督徒开始聚集在殉道者，即为信仰而死的人的墓旁。他们相信殉道者已与上帝同在，能为生者代祷，而他们的遗骸保有一份圣洁。教堂在这些墓上拔地而起；从4世纪起，圣物被迁往新建的教堂，安放在祭台之下。历史学家彼得·布朗称之为一场革命：死者从前被安置在城墙之外，如今却被迎进了基督徒生活的中心。

圣物有多种形式。最受珍视的是圣徒的遗体，或完整或分割，此外还有次级圣物：衣物、圣徒触摸过的物品，或接触过圣墓的布。最珍贵的是与基督本人相关的圣物，例如真十字架的碎片；据传统说法，4世纪时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在耶路撒冷发现了真十字架。圣物被存放在用金、银和宝石制成的圣髑盒中，其中许多如今已成为博物馆收藏的杰作。

对一座教堂或一座城市来说，一件著名的圣物意味着朝圣者、奉献、威望和一位天上主保的庇护。国王收集圣物以彰显自己的虔诚和权力，皇帝则把圣物作为外交礼物赠送。787年，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规定教堂应以圣物祝圣，这使每座新祭台都离不开圣物。需求增长得比供应更快。在拉丁西方，圣物比拜占庭东方稀少，教堂便把目光投向罗马和圣地；罗马殉道者的遗体从地下墓穴中被取出，运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有时得到教宗的祝福，有时则没有。朝圣之路，例如通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道路，就是围绕著名圣徒的圣殿发展起来的。

教会很早就试图控制圣物的流动。386年，狄奥多西一世皇帝颁布法令，禁止迁移、分割或出售殉道者的遗体。然而在整个中世纪，圣物一直被买卖，往往经由四处游走的商贩，同时也遭到盗窃。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吉尔里把这些盗窃称为神圣盗窃（furta sacra），并指出中世纪作家常在被称为圣髑迁移记（translationes）的记述中颂扬它们。他们认为，圣徒不可能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迁走；一次成功的盗窃恰好证明他愿意离开。

最著名的例子是圣马可。828年，两名威尼斯商人（传统上称为马拉莫科的博诺和托尔切洛的鲁斯蒂科）从当时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亚历山大港的教堂中，取走了据信为这位福音书作者的遗体。根据威尼斯方面的记述，他们把遗体藏在一批猪肉下面，使穆斯林官员不去搜查。这件圣物使威尼斯成为圣马可之城，为供奉它而修建的大教堂成为共和国的象征。1087年，巴里的水手从小亚细亚的米拉运走圣尼古拉的圣髑，这位圣徒的新圣殿使巴里成为重要的朝圣地。

规模最大的圣物转移发生在第四次十字军期间。1204年4月，原本以埃及为目标、后来改变方向的十字军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是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拥有基督教世界最丰富的圣物收藏。教堂被洗劫一空，圣物被运往威尼斯、法国、德意志等地。修士派里斯的贡特尔写下一部记述，称颂他的院长马丁为他们在阿尔萨斯的修道院弄到了圣物。皮卡第的一位咏祷司铎于1206年把一件据信是施洗约翰头颅的圣物带到亚眠。拜占庭作家，如历史学家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把这次洗劫记录为一场灾难和一次亵渎。2001年，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就1204年的事件向东正教会表示遗憾；2004年，他把纳齐安的格列高利和约翰·克里索斯托（金口约翰）两位圣徒的圣髑交给普世牧首，这些圣髑据信正是当年从君士坦丁堡被掠走的。

圣物既然值钱，伪造品便随之而来。好几座教堂都声称拥有同一位圣徒的头颅或遗体，真十字架的碎片散布在欧洲各地。有些伪造是蓄意欺诈；另一些则源于无心的混淆：一位圣徒的圣髑被分割、改名，或被后人张冠李戴。并非人人都轻信。约1120年，修士诺让的吉贝尔写了一篇论圣物的文章，批评一座自称拥有基督一颗牙齿的修道院，并告诫人们提防来历不可靠的圣物。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禁止买卖圣物，禁止将圣物移出圣髑盒展示，并规定新发现的圣物须经教宗批准。

讽刺文学使批评更加尖锐。在14世纪末写成的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卖赎罪券者带着一只装满“猪骨头”的玻璃瓶去欺骗乡下人。16世纪，伊拉斯谟嘲笑亲吻可疑圣物的朝圣者；1543年，约翰·加尔文发表《论圣物》，列举重复的头颅、遗体和物品，并声称真十字架的碎片能装满一艘船。19世纪，法国学者夏尔·罗奥·德·弗勒里测量了已知的碎片，得出结论：这些碎片加在一起，远不及一个十字架。

宗教改革期间，新教地区的许多圣殿遭到破坏，改革者认为圣物敬礼是迷信。1563年，特伦托公会议为圣物敬礼辩护，但责令主教消除弊端，并禁止借圣物谋利。今天的天主教会法仍然禁止买卖神圣的圣物。

圣物在天主教和东正教中依然重要，其敬礼在其他传统中也有相似之处，例如佛教在佛塔中供奉佛陀的舍利。如今，许多中世纪圣物不仅由历史学家研究，也由科学家研究，其中一些，例如都灵裹尸布，至今仍有争议。圣物交易的历史表明，在中世纪世界，真诚的虔信、城市的自豪、金钱与权力可以紧紧交织，难以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