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罪券的买卖

要理解赎罪券，必须从中世纪的补赎神学说起。按照天主教的教导，悔改并告解的罪人，其罪责获得赦免，也被免除永罚。但仍有一笔暂罚之债，须在今生通过补赎行为偿还，或在死后于炼狱中经由炼净偿还。在早期教会中，补赎漫长而公开，有时长达数年。随着时间推移，教会允许把补赎折换为其他善功，例如祈祷、朝圣、禁食或周济穷人。

赎罪券是教会的一项宣告，宣布部分或全部暂罚已被免除。部分大赦以天数或年数计算，对应于古时的补赎期限；全大赦则免除全部暂罚。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大赦颁赐于1095年：教宗乌尔班二世许诺，凡怀着纯正意向参加十字军的人，其补赎都将被视为已经完成。1300年，卜尼法斯八世把全大赦扩展到在第一个禧年期间朝觐罗马的朝圣者。

神学家用功德宝库的观念来解释这种权能的来源。基督的牺牲，以及童贞女马利亚和圣徒的善功，产生了超量的功德，多于他们自身得救所需。教会掌握着交给圣彼得的钥匙，可以从这座宝库中分施给信众。1343年，教宗克雷芒六世在诏书《Unigenitus》中阐述了这一教义。1476年，西斯笃四世宣布，在世的人可以通过代祷的方式，为已在炼狱中的灵魂获取赎罪券。

赎罪券始终与悔改和一项善功相联系，但这项善功可以是一笔捐献。到15世纪，宣讲赎罪券已成为一种组织完善的筹款方式，为教堂、医院、桥梁和十字军筹集资金。职业宣讲者（通常是托钵修士）携带教宗文书四处巡行，印刷的赎罪券凭证是古腾堡印刷机最早的产品之一。赎罪券按购买者的财力以不同价格出售，原则上穷人可以改以祈祷和禁食来获得。许多同时代人，包括忠诚的天主教徒，都抱怨宣讲者夸大其益处，普通人听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信息：付钱，就能得救。

最著名的一次募捐始于一项建筑工程。教宗尤利乌斯二世于1506年开始重建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1515年利奥十世重新颁布赎罪券为其筹资。在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赎罪券的宣讲被委托给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他在已经兼领其他教区的情况下又成为美因茨大主教。为了支付教宗特许的高昂费用，他向富格尔银行家族借了钱，双方商定，他辖区内约一半的收入将用于偿还这笔债务。这一安排在当时并未公开。

首席宣讲者是经验丰富的多明我会士约翰·台彻尔。1517年春，他在萨克森选侯国边境附近的于特博格宣讲，而选侯智者腓特烈已在自己的领地内禁止了这次募捐。维滕贝格的市民越过边界去购买赎罪券。台彻尔按照当时一些神学家的观点教导说，为亡者获取赎罪券只需一笔捐献即可，捐献者本人无须告解。批评者归于他名下的一句顺口溜——“钱币落进钱箱叮当响，灵魂便从炼狱飞天堂”——概括了民间的印象，不过他是否说过这句话并不确定。

马丁·路德是奥斯定会修士，也是维滕贝格的神学教授，他为自己堂区的信徒以为不再需要悔改而深感不安。1517年10月31日，他给阿尔布雷希特大主教写了一封信，附上九十五条论纲，提议就赎罪券的权能展开学术辩论。这些论纲当时尚未全盘否定赎罪券，但对教宗统辖炼狱的权力提出了质疑，并且问道：如果教宗能够清空炼狱，为什么不出于爱心这样做，而要为了钱？

路德愤然把论纲钉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门上的通俗形象，来自他的同事菲利普·梅兰希顿在路德死后写下的记述。一些历史学家怀疑张贴之事是否发生过；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可能是以寻常的学术方式进行的，因为教堂大门当时充当着大学的布告栏。无论如何，印刷商很快就把论纲传遍了德意志。阿尔布雷希特把论纲转呈罗马，台彻尔和其他神学家撰文为教宗权威辩护。几年之内，路德于1521年被利奥十世绝罚，一场关于赎罪券的争论演变成一场关于恩典、权威和教会的辩论，最终导致西方基督教的长期分裂。

天主教会一方面捍卫其教义，另一方面改革其做法。1563年12月，特伦托公会议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宣布，教会拥有颁赐赎罪券的权力，使用赎罪券是有益的，同时谴责与之相关的“一切不义之财”，并命令主教们根除滥用。1567年，教宗庇护五世更进一步，取消了一切涉及费用或其他金钱交易的赎罪券。职业赎罪券宣讲者的职务此前已被公会议废除。

赎罪券至今仍是天主教教导的一部分。1967年，教宗保罗六世改革了这一制度，废除了按天数和年数计算的做法，强调信徒内心的皈依。禧年继续为朝圣、祈祷和慈善善工颁赐赎罪券，但没有一张能用钱买到。对新教徒来说，赎罪券的买卖仍是宗教改革缘何开始的象征，10月31日被作为宗教改革纪念日来纪念。如今许多天主教历史学家承认滥用确有其事，同时指出，这一教义本身若加以正确理解，从未教导赦免可以用钱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