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蒂：寡妇殉夫自焚

梵语词萨蒂意为“贤妇”，即忠贞真诚的妻子。后来，它逐渐用来称呼在丈夫火葬堆上殉身的妇女，在英语中则指这种习俗本身。这个名称让人想起湿婆之妻萨蒂女神：在印度教神话中，她因父亲侮辱了她的丈夫而投火舍身。然而在神话里，湿婆还活着；这一名称与守寡的联系是后来才有的。

最早的描述并非来自印度，而是来自希腊。历史学家依据亚历山大大帝身后诸战争中一位目击者的叙述，记载公元前316年，一位名叫刻透斯的印度军官的两个妻子争执由谁随他登上火葬堆。在印度本土，第一份明确的记录是印度中部埃兰的一块公元510年的铭文，其中说一位名叫戈帕拉贾的武士的妻子随他投身火中。此后几个世纪里，许多地区出现了纪念石，上面常刻着一只戴手镯、高高举起的手臂。

这一习俗与武士和统治家族关系最为密切，尤其是拉贾斯坦邦的拉其普特人，在那里，王室遗孀之死被颂扬为荣誉的证明。与之相关但又不同的是乔哈尔（jauhar）：被围困城堡中的妇女宁愿投火而死，也不愿被俘，吟游诗人传颂的奇托尔之围便是一例。在赞美萨蒂的人看来，殉身的寡妇成了家族的守护者和近乎神圣的人物；在反对者看来，她是家庭压力的受害者，也是一个几乎不给寡妇留下容身之地的社会的受害者。

从16世纪起，欧洲旅行者写下了许多关于萨蒂的记述，这些记述塑造了外部世界对印度的看法。正如历史学家安德烈娅·梅杰所指出的，他们的描述交织着恐惧与着迷，有些把寡妇描绘成夫妻之爱的女英雄，有些则描绘成祭司诡计的受害者。这类报道告诉读者的，往往更多是欧洲人的成见，而不是这些妇女本身；它们也使这一习俗在西方的印度形象中占据了远超其实际发生频率的突出位置。

萨蒂从来不是印度教的普遍习俗。在任何时期，绝大多数寡妇都活了下来，尽管往往要在衣着、饮食和再婚方面受到严苛的限制。最好的数据来自英属孟加拉：1815至1828年间，官员记录了约8000起案例，1818年达到839起的峰值，集中在加尔各答周围各县。历史学家认为，当地的一些因素，包括让寡妇分得一份财产的继承法以及这一时期的社会动荡，或许可以解释这种不寻常的集中。即便在那里，这些数字也只占寡妇中极小的一部分。

印度传统内部的反对由来已久。7世纪诗人波那批评这一习俗是无益的愚行，梅达蒂提等中世纪法典注释家则认为它等同于经典所禁止的自杀。锡克教的古鲁们谴责它，古鲁阿马尔·达斯教导说，真正的萨蒂是在虔信中活着的女子，而不是被焚烧的女子。包括阿克巴在内的一些莫卧儿皇帝试图确保没有寡妇被强迫；1510年，葡萄牙人在果阿禁止了这一习俗。

决定性的运动来自孟加拉。罗姆·莫汉·罗伊精通梵语、波斯语和英语，后来创立了改革派的梵会；从1818年起，他发表小册子，论证权威经典并不要求萨蒂，而法典更倾向于让寡妇过节制的生活。据传，他是因自己的嫂子之死而受到触动，但这一说法并无可靠的文献依据。他与同情改革的官员以及其他印度改革者合作。

1829年12月4日，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颁布第十七号条例，宣布萨蒂在孟加拉管辖区为非法，可按过失杀人罪论处。马德拉斯和孟买随后也颁布了类似法律。正统派印度教徒组成了一个团体“法会”（Dharma Sabha），向伦敦枢密院请愿，但他们的上诉于1832年被驳回，当时罗姆·莫汉·罗伊正在英国支持这项禁令。许多不受英国直接统治的土邦在此后几十年间也废除了这一习俗。

此后，历史学家重新审视了这场辩论。学者拉塔·马尼指出，无论是英国官员，还是印度的改革派和传统派，争论的主要都是经典和传统，而处于辩论中心的妇女却很少被问及她们的看法。另一些学者指出，尽管反对萨蒂的主力是印度人，殖民作家有时却借萨蒂把英国统治说成一项开化使命。要理解这一习俗如何终结，这两条线索都很重要。

萨蒂并没有完全消失。独立后仍有零星案例报告，大多发生在拉贾斯坦邦。1987年9月4日，在锡格尔县的德奥拉拉，结婚约八个月的18岁女子鲁普·坎瓦尔死于丈夫的火葬堆上。此后几天里，数千人聚集到现场，一些人把这件事颂扬为神圣之举。妇女组织、新闻记者和许多印度教宗教领袖予以谴责，围绕她是自愿赴死还是被迫，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拉贾斯坦邦在几周内颁布了一项法令；1987年12月，印度议会通过了《防止萨蒂法》。该法惩处一切教唆萨蒂的人，并首次禁止美化萨蒂，包括为之举行仪式、修建纪念物和募集资金。与鲁普·坎瓦尔之死有关的起诉均以无罪释放告终，令维权人士长期失望。禁止美化的规定还引出了棘手的问题：一些供奉被奉为萨蒂的妇女的古老神庙至今仍吸引着朝圣者，法院和当局不得不在民间信仰与立法本意之间加以权衡。

今天，主流印度教组织和领袖都拒斥萨蒂；在印度，人们把它的废除既视为殖民法律的成果，同样也视为印度改革者的成就。罗姆·莫汉·罗伊被尊为现代印度改革的奠基人之一。萨蒂的历史至今仍是研究和争论的对象，它提醒人们：一种罕见而极端的行为，如何在崇拜者和批评者眼中，都成了关于妇女、传统和法律等更大问题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