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笞派

中世纪的基督徒把罪理解为一笔必须偿还的债，要么在今生偿还，要么在炼狱中偿还。禁食、朝圣和施舍是常见的偿还方式。从11世纪起，彼得·达米安等一些修院改革者推崇一种更严厉的苦修：苦鞭（disciplina），即用一根小鞭子自愿鞭打自己，以效法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所受的鞭打。两百年间，这基本上一直是修院高墙之内的私人敬虔操练。

126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据史料记载，在佩鲁贾，一位名叫拉涅罗·法萨尼的隐修士开始带领男子游行：他们赤裸上身走过街道，唱着赞美诗，抽打自己的后背。这一年本身就意味深长，因为院长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的追随者曾预言，1260年将开启世界的一个新时代。意大利北部也因城邦和派系之间的战争而疲惫不堪。几周之内，游行队伍便从一座城镇走向另一座城镇；编年史家描述了仇敌和解、债务被免除、囚犯获释的情景。不到一年，这场运动就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德意志地区，远及波希米亚和波兰，随后又如兴起时一样迅速消退。

第二波、也是更为人熟知的一波浪潮随黑死病而来。1348年，瘟疫在欧洲蔓延，夺去了也许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人口的生命；苦修者团伙先是出现在奥地利和匈牙利，1349年又遍布德意志地区和低地国家。他们在一名首领的带领下结成有组织的队伍，身穿带有红十字标记的连帽长袍。每名成员都承诺行走33天半，每一天对应基督在世上生活的一年；队伍每天两次在城镇广场上当众鞭笞自己，围观的人群往往很多。

编年史和城镇档案表明，1349年的游行远非杂乱无章。成员需要征得妻子的同意，必须自付旅费；朝圣期间禁止与女性交谈，不得洗浴或更换衣物，并须服从首领。每到一处，他们都要宣读一封“天书”，声称它是由天使送来的，警告说除非人们悔改，否则上帝将毁灭人类。市民常常欢迎他们，敲响教堂的钟，提供住宿，希望他们的苦修能保护自己的城镇。

教会领袖越来越不安。首领都是平信徒，却听人告解、讲道，而这些职责专属于神职人员；一些团伙还嘲弄神父，或扰乱教堂礼仪。1349年，法国的腓力六世在其王国内禁止了这些游行。在阿维尼翁，教宗克雷芒六世听取了佛兰德神学家让·迪法伊的报告后，于1349年10月20日颁布诏书《Inter sollicitudines》，谴责这些未经许可的队伍，并要求主教和诸侯加以镇压。几个月内，大多数队伍便已解散，仍坚持下去的人被当作异端处置。

最黑暗的问题涉及犹太人。黑死病期间，犹太人在井里投毒的谣言在许多城镇引发了屠杀；一些编年史家记载了鞭笞者在袭击发生前到来的情形，法兰克福尤为显著。历史学家普遍认为，鞭笞者有时确实参与其中，但他们强调，许多最惨烈的杀戮，例如1349年2月斯特拉斯堡犹太社群被烧死一事，发生在任何鞭笞者到来之前，是由地方当局和民众推动的。投毒的指控是虚假的。克雷芒六世早在1348年就已谴责过这一指控，指出犹太人也和其他人一样死于瘟疫，并在阿维尼翁为犹太人提供保护。

鞭笞者留下了一个鲜明的形象，后世又将它不断放大。19世纪，中世纪史学家常常把他们当作一个迷信和歇斯底里时代的象征。诺曼·科恩等20世纪的作者把他们放进更宽广的末世运动史中，着重于那封天书和他们对神职人员的敌意；后来的学者则强调他们的秩序性，以及他们根植于普通平信徒虔诚的一面。

电影使这一形象广为人知。英格玛·伯格曼1957年的影片《第七封印》展现了一支苦修者队伍穿越瘟疫肆虐之地的场景，后来无数作品都模仿了这一幕。这类描绘往往压缩了一个每一波都只持续一年多一点的现象，也忘记了参与者往往是受人尊敬的市民和工匠，而不是被社会抛弃的人。

现代作者也从心理学角度解读这种做法。历史学家尼克劳斯·拉吉尔追溯了鞭笞如何在宗教敬虔、医学理论和后来的文学之间流转，并告诫人们不要把现代的预设投射到中世纪的苦修者身上。对1260年和1349年的人们来说，其意义首先是群体性的：把一座城镇的苦难献给上帝，祈求怜悯。

教宗禁令之后，公开的大众运动再未以同样的规模重现，不过所谓“秘密鞭笞派”的小团体在图林根存续了一段时间，并在15世纪被当作异端起诉。更为持久的是在意大利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苦修善会，称为苦鞭者（disciplinati）或鞭打者（battuti）。在神职人员的监督下，其成员聚会祈祷、照料病人、埋葬死者，并在特定的日子进行鞭笞操练，往往私下进行，而且遮住面孔。类似的兄弟会也在西班牙和法国传播开来；16世纪80年代，法国国王亨利三世本人就加入过苦修善会。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士和移民把这些兄弟会带到了美洲和亚洲。在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南部，名为苦修者（Penitentes）的平信徒兄弟会保留着曾经包括鞭笞在内的圣周礼仪；在菲律宾，一些信徒在耶稣受难日鞭打自己，以履行个人誓愿。在西班牙拉里奥哈的小镇圣维森特-德拉松谢拉，一个兄弟会戴着头罩的成员至今仍在圣周期间用鞭子进行公开的苦修。

如今西班牙大多数著名的圣周游行根本不涉及鞭笞；塞维利亚和马拉加的连帽长袍是对古老苦修兄弟会的纪念，而不是其鞭笞操练的延续。天主教会允许私下的苦修行为，但长期以来不鼓励血淋淋的公开展示，菲律宾的主教们也经常敦促信徒选择祈祷和行善。留存下来的，是一种提醒：中世纪的基督徒是多么深切地感到，罪、苦难与群体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