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巴泰·泽维：1666年的弥赛亚

犹太传统长期以来认为，大卫王的一位后裔将作为弥赛亚，终有一天召集以色列的流散者，开创一个和平的时代。几个世纪以来，曾有好几个人物自称或被奉为弥赛亚，而每一次大多数拉比都呼吁保持谨慎。到了17世纪，这一希望变得格外迫切。1648年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期间乌克兰犹太人遭受的屠杀震惊了犹太世界，16世纪采法特的卡巴拉学者以撒·卢里亚的教导也广泛传播。卢里亚派卡巴拉把世界描述为一个散落着神圣火花、等待被收集的地方，这一过程称为提昆，即“修复”，最终将以救赎告终。

沙巴泰·泽维于1626年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繁忙的港口士麦那。他精通《塔木德》和卡巴拉，但他的举止令周围的人困惑不解。深度抑郁的时期与亢奋的时刻交替出现，亢奋时他会做出一些怪异之举，例如念出禁忌的上帝之名。士麦那以及后来萨洛尼卡的拉比都把他驱逐了出去。现代作者常常推测，他患有今天所说的双相情感障碍，不过这种跨越几个世纪的诊断仍属猜测。

决定性的会面发生在1665年。沙巴泰前往加沙寻访拿单，这位年轻学者以“灵魂医治者”闻名。拿单自己曾见过一次先知异象，他宣布沙巴泰就是弥赛亚。沙巴泰接受了这一角色。拿单很快成为运动的代言人，他撰写的书信、祷文和忏悔指导传遍了整个犹太世界。

随后发生的事，是犹太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插曲之一。宣告弥赛亚降临的书信在几个月内就传到了阿勒颇、开罗、威尼斯、阿姆斯特丹、汉堡、波兰和也门。在许多社群，人们禁食、在冰水中沐浴、施舍以示忏悔，而在另一些社群，人们则在街头跳舞。会堂礼拜中加入了为沙巴泰祈祷的祷文。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富裕而见多识广的社群，那里的商人也是他热情的支持者，许多城市的信徒与怀疑者争论得不可开交。

这股热潮还越出了犹太世界。英格兰和尼德兰的基督教千禧年主义者中，许多人期待1666年会发生大事，他们密切关注着相关消息，新闻信札和小册子纷纷报道这位所谓的“犹太人之王”。伦敦皇家学会的秘书亨利·奥尔登堡曾询问哲学家斯宾诺莎如何看待这些传闻。沙巴泰的婚姻更增添了戏剧性。他的妻子萨拉是一位年轻女子，童年时从波兰的屠杀中幸存，据说她曾宣称自己命中注定要嫁给弥赛亚。她的故事经过种种添油加醋的复述，成了传说的一部分。

1665年底，沙巴泰回到士麦那，在一片狂热中掌控了当地社群。他宣布改变犹太教的习俗，首先是废除一个禁食日；后来他在狱中又把埃波月初九（哀悼圣殿被毁的禁食日，也是他的生日）改为节庆。1666年初，他乘船前往伊斯坦布尔，显然期待从苏丹手中夺取王冠。然而，奥斯曼当局逮捕了他。在狱中关押一段时间后，他被关进加里波利要塞，他的追随者称之为“力量之塔”。他在那里接待访客，生活相当舒适，来自许多地方的朝圣者都来看望他。

转折点出现在1666年9月。一位波兰卡巴拉学者尼希米·哈科亨拜访了沙巴泰；据史料记载，会面之后他向奥斯曼当局告发了沙巴泰。沙巴泰被带到埃迪尔内的苏丹宫廷。据报道，他被要求在死亡与皈依之间作出选择，于是他戴上穆斯林的头巾，改名阿齐兹·穆罕默德·埃芬迪。他获得了一个荣誉职位和一份俸禄。

对大多数信徒来说，这一消息是一场灾难。拉比们努力恢复秩序，许多社群试图从记录中抹去这段插曲的痕迹。汉堡的拉比雅各·萨斯波塔斯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一运动，他收集的书信和报告至今仍是重要史料。哈默尔恩的格吕克尔是一位犹太女商人，她的回忆录是那个时代罕见的女性第一人称记述。她回忆说，她的公公曾为前往圣地的旅程打包了几桶给养，这些木桶在他家里一放就是好几年。

少数人没有放弃。加沙的拿单辩称，弥赛亚必须降入不洁的领域，去拯救藏在那里的神圣火花，因此叛教不是背叛，而是救赎中一个必要而隐秘的阶段。一些追随者视之为榜样，自己也皈依了伊斯兰教。沙巴泰仍然遵守某些犹太教习俗，最终被流放到亚得里亚海岸的杜尔奇尼奥，并于1676年在那里去世。拿单于1680年在斯科普里去世。对他剩下的追随者来说，弥赛亚死于流放又成了一个需要解释的奥秘，有些人认为他并没有真正死去，而是被隐藏了起来，将在指定的时间回来。

在萨洛尼卡，数百个信徒家庭在沙巴泰死后的17世纪80年代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在土耳其语中被称为“东马”（Dönme），意为“转变者”。他们表面上是穆斯林，但世世代代在本群体内部通婚，私下保留纪念沙巴泰的祷文和传统。20世纪初，其中一些人在萨洛尼卡的商业和改革运动中颇为显赫。1923–1924年希腊–土耳其人口交换之后，他们大多迁往土耳其，这个群体在那里逐渐融入了更广泛的社会。

在欧洲，沙巴泰派思想在18世纪转入地下继续流传，并影响了波兰雅各·弗兰克的运动。拉比世界的反应是对弥赛亚宣称和秘传的卡巴拉教导更加警惕。伟大的历史学家格肖姆·肖勒姆在他1957年出版、1973年译成英文的巨著中指出，沙巴泰危机是犹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后来的学者对他的部分诠释有所争论，但这段插曲对于理解犹太神秘主义、弥赛亚盼望以及期待落空的代价，仍然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