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巴与“神圣信仰”

阿克巴于1556年13岁时登基，继承了由他的祖父巴布尔建立的一个年轻而脆弱的帝国。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他将莫卧儿的统治扩展到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在他治下的人口中，穆斯林是少数，印度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等构成了多数。在位初期，他就采取了一些措施，赢得了穆斯林精英以外人群的支持。他娶了拉杰普特公主，任命印度教贵族担任高官，并于1564年废除了吉兹亚税——按照伊斯兰教法传统上向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

阿克巴本人也被宗教问题所吸引。史料描述他整夜祈祷和交谈；他倾心于苏菲派苏菲派 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道路，通过爱、记念和修持寻求对神的直接体验。 术语表神秘主义，尤其是契斯提教团，并崇敬该教团的圣人谢赫·萨利姆·契斯提。1575年，他在新都法塔赫布尔西格里修建了伊巴达特堂，即“礼拜堂”，学者们每逢星期四夜间——即星期五的前夕——聚集在那里辩论。起初参加者都是穆斯林神学家和法学家，他们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曾亲临其会的巴达云尼回忆说，学者们相互叫嚷辱骂，这似乎削弱了阿克巴对宗教权威阶层的信任。

约从1578年起，这个圈子扩大了。印度教班智达、耆那教僧人、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以及后来的基督教传教士纷纷来到宫廷。1580年，第一个耶稣会使团从葡属果阿抵达，由鲁道夫·阿夸维瓦率领，同行的安东尼奥·蒙塞拉特留下了一份关于宫廷的记述。耶稣会士希望使皇帝皈依，但当他对每一种信仰都感兴趣、却不肯皈依他们的信仰时，他们大失所望。耆那教僧人希拉维贾亚·苏里也曾到访，耆那教史料称，是他说服阿克巴在某些日子限制屠宰动物。

来自古吉拉特的琐罗亚斯德教祭司，其中包括达斯图尔·梅赫尔吉·拉纳，也来到宫廷；阿布·法兹勒记载说，宫中常年燃着一堆圣火，皇帝在每天固定的时辰礼敬太阳。阿克巴的好奇心也以学术的形式体现出来。他资助设立了一个翻译局，把梵文著作译成波斯文，其中包括《摩诃婆罗多》（其波斯文译本称为《战争之书》）和《罗摩衍那》，宫廷画师常为之绘制精美的插图。被指派参与部分翻译工作的巴达云尼，对这项任务大发牢骚。在阿克巴看来，每一种传统似乎都包含着值得审视的部分真理。

从这些讨论中产生的，是一种王权观念，而不是一套信条。阿克巴的大臣兼史家阿布·法兹勒把统治者描述为受神圣之光照耀的人物，超然于宗派纷争之上，为全体臣民的福祉负责。其指导原则是普遍和平（sulh-i kull），即与所有人和平相处：国家不偏袒任何一种宗教，并保护每一个群体的礼拜。1579年，一批主要学者签署了一份声明，承认皇帝有权在相互竞争的伊斯兰教法解释之间作出选择；批评者认为这是企图控制宗教学者。

据史料记载，约1582年，阿克巴开始接纳少数廷臣为门徒。仪式中，门徒将头置于皇帝脚下，并领受一件信物，通常是皇帝的肖像。门徒们宣誓愿为主人献出财产、生命、荣誉和宗教，这一誓词反映了苏菲派师徒关系的语言，也反映了对统治者个人效忠的语言。他们被鼓励在某些日子不吃肉，彼此以赞美上帝的套语问候，并把光、太阳和火作为神圣的标志加以礼敬。现存名单只列出了约十八九名成员，其中包括阿布·法兹勒本人和印度教廷臣比尔巴尔。据记载，帝国最显赫的贵族之一、拉杰普特将领曼·辛格谢绝了加入。

我们所知的几乎一切都来自两个观点截然相反的人。阿布·法兹勒在《阿克巴本纪》和《阿克巴则例》中，把阿克巴描绘成一位哲人王，把他的政策描绘为明智而宽容。在宫中供职的正统学者巴达云尼则写了一部秘史——《史选》，指责阿克巴背弃伊斯兰教、发明了一种新信仰。他的书在阿克巴生前并未流传。后来的欧洲历史学家阅读了巴达云尼的著作和耶稣会士的书信，使阿克巴创立了一种新宗教的说法流行起来，而主要出现在后来著述中的“神圣信仰”一词也就与之挂上了钩。

现代历史学家，包括S. A. A. 里兹维以及伊尔凡·哈比卜所编阿克巴研究文集的撰稿人，大多否定了这一图景。它没有经典，没有神职人员，没有礼拜场所，也没有使整个帝国皈依的企图。他们认为，这种门徒关系是一种精英的效忠团体，借鉴了苏菲派的师徒模式和波斯的神圣王权观念，把关键贵族与皇帝本人维系在一起。

1605年阿克巴去世后，门徒关系很快消失了。他的儿子贾汉吉尔延续了广泛宽容的政策，据一些历史学家说，他还继续向宠信的贵族赐予门徒信物，但这个圈子再也没有恢复阿克巴时代的显赫地位。然而，普遍和平的原则却延续得更久。它影响了莫卧儿的行政管理达数十年之久，直到1658年即位的奥朗则布于1679年重新征收吉兹亚税，并推行更为严格的伊斯兰政策。

人们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记住了阿克巴的这场实验。有些人颂扬他是宗教宽容与对话的先驱，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的遗址吸引着众多游客。另一些人则追随巴达云尼的看法，认为他是一位偏离了伊斯兰教的统治者。他的曾孙达拉·希科研究《奥义书》，撰文论述苏菲派与印度教思想的交汇，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他的探究精神，但达拉·希科在继承战争中败给了奥朗则布，于1659年被处死。今天的历史学家倾向于把阿克巴置于16世纪伊斯兰王权、苏菲主义和印度多元性的世界之中来看待，而不是把他当作一种新宗教的创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