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郡女先知乔安娜·索思科特

乔安娜·索思科特1750年4月出生于德文郡奥特里圣玛丽附近的小村泰尔福德，父亲是一个小农。她在虔诚的家庭中长大，仔细研读《圣经》，年轻时去当了女仆。她在埃克塞特工作多年，其中一段时间在一家室内装潢店里做事；她参加当地的循道宗聚会，同时仍是英格兰教会的成员。这些年里，除了意志坚强、习惯在日常事件中留意征兆之外，她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1792年，年过四十的她开始听到一个声音，她相信那是上帝之灵。这个声音预言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天气、本地人的死亡、与革命法国的战争走向。她用押韵的诗句和散文记下所听到的内容，并把其中一些预言封存、注明日期，以便日后核验。她的笔迹出了名地难以辨认，大部分作品是由别人誊抄的。

1801年，她出资印行了第一本书《信仰的奇异效应》（The Strange Effects of Faith）。此书引起了伦敦一群有教养的读者的注意，其中包括著名雕版家威廉·夏普和几位神职人员。他们到埃克塞特拜访她，1802年她应邀迁居伦敦。对于这类追随群体，学者往往更愿意使用中性的“新兴宗教运动”一词，因为“膜拜团体”是一个有争议的标签；索思科特的信徒则认为自己是等待基督再来的忠实基督徒。

索思科特把自己认同为《启示录》第12章中那位“身披日头的妇人”，她生下一个将要管辖万国的男孩。她教导说，千禧年，即基督在地上统治的一千年，已经临近，撒但的权势即将被打破。作为女性，她认为自己是在挽回夏娃所招致的堕落。她的信息通俗而非学究，充满家常的意象，打动了那些身处战争、物价高涨和外敌入侵恐惧中的人们。

她最独特的做法是“封印”。信徒在名单上签名，然后领到一张折好的纸，上面写着一句应许，由索思科特签名并加盖印记，标志着他们位列《启示录》中的14.4万名选民。她发出了成千上万份这样的封印；估计数字相差悬殊，同时代的说法比历史学家所能证实的要高。后来人们发现，1809年因谋杀罪被绞死的利兹算命女人玛丽·贝特曼也曾领过封印，这一丑闻被批评者用来攻击这场运动，封印的做法也因此受损。

她的追随者中有许多是工匠、劳工及其妻子，他们在伦敦、英格兰西南部、中部和北部的礼拜堂与家中聚会，大声诵读她得到的启示，唱赞美诗，讨论其含义。为了回应批评者，她的支持者对她的著作举行正式的“审查”，由选定的男子像在法庭上一样检验她的预言和主张。这些聚会表明，这场运动按照自己的标准重视证据，尽管外人很少被说服。

索思科特还是一位多产而执着的作者。从1801年到去世，她出版了约60部书籍和小册子，其中许多逐条回应批评者；她还写信给主教和神职人员，要求他们审查她的主张。一些神职人员加入了她，大多数则对她置之不理或加以嘲笑。当时的漫画家和讽刺作家把她丑化为一个受了蒙蔽的老妇人，报纸也刊登轻蔑的报道。她的支持者反过来把这种敌意视为世界即将受审判的征兆。这些交锋之激烈，显示出在19世纪初的英格兰，预言仍是人们认真争论的话题。

1814年，64岁的索思科特宣布自己怀孕了，并将生下细罗；这个名字出自《创世记》49章10节，她理解为那位应许的统治者。消息引起轰动。几位医生为她做了检查，其中一些人，包括医生理查德·里斯，说她有怀孕的迹象。信徒们送来礼物，其中有一个精致的摇篮，报纸和漫画家也紧紧追踪这个故事。

预期的分娩没有到来。1814年秋天，索思科特的健康每况愈下，她告诉追随者，如果她死了，要让她的遗体保暖四天，以防她复苏。她于1814年12月底在伦敦的住所去世，官方日期为27日。四天过后，一组医生检查了她的遗体，没有发现怀孕。1815年1月，她被安葬在圣约翰伍德一座附属礼拜堂的墓地。

许多追随者认为，那个孩子已在灵里出生并被提到天上，就像《启示录》第12章中的那个孩子一样。另一些人则渐渐离去。

她死后，这场运动四分五裂，但并没有消失。一连串男子自称是她的继承人。约翰·罗创立了基督徒以色列人教会，其成员不剪头发和胡须；后来詹姆斯·杰尔肖姆·耶斯列在肯特郡建立了一个运动。从1919年起，贝德福德一位牧师的遗孀梅布尔·巴尔特罗普聚集起一个团体，后来成为万灵药会；成员们视她为上帝的女儿，称她为奥克塔维娅。

索思科特留下了一只装有封存著作的箱子，她说只能在国家危难之时、当着英格兰教会24位主教的面才能开启。1927年，灵异现象研究者哈里·普赖斯当着一位主教的面打开了一只他说属于她的箱子。箱子里只有几件零碎物品和一些纸张，包括一张彩票和一把马上用的手枪，但索思科特的追随者否认这是真正的箱子。数十年间，万灵药会不断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敦促主教们开启它所说的由它保管的真箱子。该会最后的成员于21世纪10年代初去世，其财产连同那只箱子一起转归万灵药慈善信托，该信托在贝德福德经营一座博物馆。

历史学家对索思科特越来越尊重。E. P.汤普森把她的追随群体视为英格兰工人阶级文化的一部分，后来的学者则把她作为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宗教领袖之一来研究。她的著作、她的封印纸条和那只未开启的箱子，至今记录着革命时代普通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