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与新教的《圣经》

天主教与新教《圣经》的差异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出现之前，追溯到犹太经典以两种语言流传的方式。从公元前3世纪起，亚历山大等地的犹太人把他们的经典译成希腊文。这个译本因七十二位译者的传说而被称为七十士译本，除了用希伯来文写成的书卷之外，还逐渐收入了一些用希腊文写成或以希腊文保存的书卷，如《所罗门智训》和《马加比二书》。与此同时，在犹太人当中，希伯来文的集子随着时间推移定型为《塔纳赫》的24卷，基督徒则把它们计为39卷。

最早的基督徒大多说希腊语，把七十士译本当作他们的《旧约》来读。教会作家引用过这些多出的书卷，但也有人，尤其是在东方，指出它们不在希伯来书目之中。在西方，393年的希波会议和397年的迦太基会议把它们列为圣经。后来被称为武加大译本的拉丁文译本的译者哲罗姆以希伯来文为底本，把希伯来书目以外的书卷称为“次经”，但拉丁教会仍继续诵读这些书卷，它们也一直留在中世纪的《圣经》中。

这个问题在宗教改革时期再度浮现。新教改革者要求每一条教义都只以圣经为根据，因此确切知道圣经包含哪些书卷就变得十分迫切。马丁·路德追随哲罗姆和希伯来正典，在1534年的德文《圣经》中把有争议的书卷单独编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标题称它们有益，值得一读，但不能与圣经等同。作为回应，特伦托公会议于1546年4月8日颁布法令，列出包括争议书卷在内的完整正典，并宣布全部都是神圣的。

有争议的书卷共七卷：《多俾亚传》（新教译名《多比传》）、《友弟德传》（《犹滴传》）、《玛加伯上》《玛加伯下》（《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智慧篇》（《所罗门智训》）、《德训篇》（又称《便西拉智训》）和《巴路克》（《巴录书》），后者包括《耶利米书信》。天主教《圣经》还收有较长形式的《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其中有只见于希腊文的祷文、书信和故事，如《三童歌》、苏撒拿的故事以及彼勒与大龙的故事。天主教称这些书卷为“第二正典”，这个16世纪创造的术语，用来描述在正典中的地位得到承认较晚的书卷。新教通常称它们为“次经”（Apocrypha），这个名称源自希腊文中意为“隐藏的”一词。

新教各教会对次经的态度并不一致。英格兰教会的《三十九条信纲》说，教会诵读它们是“为了生活的榜样和品行的教诲”，但不用它们来确立教义；圣公会的读经表中至今仍有选自次经的段落。路德宗的《圣经》长期印有这些书卷。归正宗1646年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则更进一步，认为它们的权威不高于其他人类著作。

这一差异在教义上有一定分量。《玛加伯下》中有一段记载犹大·马加比为阵亡的士兵献祭，天主教教导长期引用这段经文来支持为亡者祈祷；不承认该书为圣经的新教徒，也就不接受据此提出的论证。不过，在大多数教导中，争议书卷的作用并不大。它们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比对教义的影响更广：友弟德斩下何乐弗尼的头、苏撒拿与长老、多俾亚与天使拉斐尔同行，都是画家们钟爱的题材；《德训篇》和《智慧篇》中的语句也进入了许多教会的祷文和圣诗。

此外还有文本的问题。七十士译本有时与希伯来文马所拉文本不同，后者是公元7至10世纪由被称为马所拉学者的经士极为谨慎地抄写的标准希伯来文本。死海古卷表明，这两种文本传统都可追溯到古代的希伯来文形式，古卷中还有希伯来文或阿拉姆文的《多俾亚传》和《德训篇》残篇。今天，天主教和新教学者翻译《旧约》都主要以马所拉文本为底本，并参照七十士译本和古卷加以核对，因此双方共有的书卷在各自的译本中读起来大同小异。部分诗篇的编号至今仍有不同：较早的天主教《圣经》依照希腊文和拉丁文编号，其他译本则依照希伯来文。

天主教《圣经》，如《耶路撒冷圣经》或《新美国圣经》，把第二正典书卷印在历史书、智慧书和先知书中相应的位置。大多数新教《圣经》，如《新国际版》，则完全不收。情况并非一向如此：1611年的《钦定版圣经》收有次经，直到19世纪20年代大英圣书公会决定不再资助收有次经的版本之后，次经才从大多数英语新教《圣经》中消失。

全貌远不止天主教和新教。东正教会接受第二正典书卷，还接受另外几卷，如《以斯拉一书》、《马加比三书》、《玛拿西祷言》和《诗篇》第151篇，而且往往把七十士译本本身视为具有权威的《旧约》。埃塞俄比亚正教台瓦西多教会的正典最宽，包括《以诺一书》和《禧年书》。相比之下，在《新约》上几乎所有教会都共有同样的27卷，这一书目最早由亚历山大的亚他那修于367年准确列出。

近几十年来，这一差异已不再主要是争论的话题，而更多成为共同研究的对象。普世合一的译本，如《修订标准版》和《新修订标准版》的一些版本，都附有次经或第二正典书卷，常常单辟一部分，注明哪些教会接受哪一卷。各个传统的学者都把这些书卷视为耶稣之前几个世纪犹太人生活与思想的珍贵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