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布克

犹太传统很早就谈论灵体。《塔木德》和米德拉什提到会侵扰人的有害之灵和恶魔，古代晚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咒文碗显示，犹太人和他们的邻居一样，寻求免受其害的护佑。这些较早的资料没有描述的，是死者的灵魂进入活人身体并借其说话。这一观念正是迪布克的核心，直到16世纪才清晰成形。

它的发源地是加利利的采法特，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一群卡巴拉学者聚集在以撒·卢里亚周围。卢里亚卡巴拉教导吉尔古尔，即灵魂转世：一个尚未完成使命的灵魂可能回到新的身体中，修复它曾经损坏的东西。从这一教导中衍生出一种更阴暗的可能：一个因重罪而不得安息的灵魂，在两个世界之间游荡，并在某个活人身上寻求庇护。16世纪70年代采法特的记述描述了卡巴拉学者审问这类亡灵，问出它们的名字和罪孽，然后将其驱逐。卢里亚的首席弟子哈伊姆·维塔尔记录了几个这样的案例。

这个词出现得更晚。早期的记述说的是“恶灵”或恶灵的“附着”，到17世纪的意第绪语中，来自希伯来语“紧贴”词根的简称迪布克成了通用的名称。相关报道传遍意大利、中欧，尤其是波兰和立陶宛的犹太城镇，常常以印刷小册子的形式出现，描述一场戏剧性的驱魔，并从中引出道德教训。

在民间传说中，迪布克不是恶魔，而是一个身处困境的人类灵魂。它通常属于一个死时背负未赎重罪的人，或一个未尽天年而死的人，所受的惩罚就是游荡。它被毁灭天使追赶，于是寻找一个身体藏身。故事中的受害者最常是年轻女子，但也有男子和儿童；人们通常认为，被附身者因罪孽、绝望或疏忽宗教义务而留下了缺口。

在目击者的描述中，迹象十分戏剧化：抽搐，发出不属于受害者自己的声音，以死者的方式或以受害者不懂的语言说话，有时还揭露在场者的隐秘罪行。附身叙事因此成了公共事件。亡灵在社群面前接受审问，它对自己罪行乃至他人罪行的供认，使整个故事变成了一场关于悔改的布道。

为什么死者要找上活人，人们用道德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灵魂可能犯了一项未曾悔改的罪，没有得到妥善安葬，或留下了未履行的誓言；它的游荡既是惩罚，也是求助。

民间传说还知道一种温和的对应者。在伊布尔（意为“孕入”）中，人们相信义人的灵魂会暂时与活人结合，以坚固其心志，或帮助其完成一项诫命。这种对比表明，迪布克属于一幅更大的图景，其中生者与死者始终彼此相连。

把人从迪布克手中解救出来，是博学的拉比或巴尔·谢姆的任务，“巴尔·谢姆”意为“圣名之主”，以护身符和治病闻名。记述描述驱魔者召集十名男子，诵读诗篇和神的圣名，吹响羊角号，命令亡灵离开，有时还以开除教籍相威胁。许多记述强调，目的也在于帮助死者：人们询问这个灵魂需要什么，为它祈祷，仪式则寻求它的提昆即修复，使它能够继续前行。一个常见的民间细节认为，亡灵是从最小的脚趾离开的，会留下一个小小的伤口。

在18和19世纪，哈西德派的讲故事传统继承了这一主题。为赞颂巴尔·谢姆·托夫和后来的拉比而搜集的故事，把他们解救被亡灵附身者作为其圣洁的标志。与此同时，许多拉比以及后来启蒙运动时期的犹太思想家对这类案例持怀疑态度，一些近代早期的观察者已经怀疑其背后是疾病、欺骗或家庭压力。

现代历史学家，包括J. H. 哈耶斯和马特·戈尔迪什所编文集的撰稿人，都审慎地解读这些记录。附身使一些女性在通常不对她们开放的公共场合有了发声的机会；它也把有关婚姻、继承和罪的冲突暴露出来。学者们强调，这些解读并不取代参与者自己的信仰：对他们来说，一个受苦的灵魂确实就在眼前。

迪布克通过安斯基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安斯基是什洛伊梅·赞维尔·拉波波特的笔名。1912年至1914年间，他率领一支民族志考察队走访沃里尼亚和波多利亚的犹太城镇，搜集歌曲、故事和器物。他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部剧作《在两个世界之间》，即人们所知的《迪布克》。贫穷的经学院学生霍农和富人之女利亚命中注定要结合，但她的父亲把她许配给了别人。霍农在转向危险的卡巴拉修行之后死去，他的灵魂在婚礼上进入利亚体内。一位义人（tsaddik）把他驱逐出去，但利亚随之死去，与他结合。

安斯基于1920年11月去世，次月维尔纳剧团在华沙以意第绪语首演了该剧。1922年，希伯来语剧院哈比马在莫斯科上演此剧，采用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的译本，由叶甫盖尼·瓦赫坦戈夫执导，此后演出了几十年。1937年，波兰拍摄了一部意第绪语电影，不久之后，片中所描绘的世界就在大屠杀中被摧毁。后来的版本包括杰罗姆·罗宾斯和伦纳德·伯恩斯坦的芭蕾舞剧（1974）以及许多舞台改编。

今天，迪布克仍活在文学、戏剧和电影中，从科恩兄弟《严肃的男人》（2009）的意第绪语序幕到各种恐怖片。其中一些取材于一个关于闹鬼“迪布克盒子”的网络传说，这个传说在犹太传统中毫无根据。在正统派世界的部分群体中，对附身的信仰和偶尔的驱魔仍在延续，在以色列有时还引起媒体关注；而许多其他犹太人则把迪布克视为珍贵的民间传说，一个关于记忆、失落和未竟人生的有力意象。